关于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几点思考******
作者：朱浒（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历史学是对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基础学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历史和历史科学，作出了系列重要论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殷切希望。这些重要讲话和指示要求，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未来的发展目标。
中国的历史编纂和研究历经数千年从未间断，形成了自身的独特传统，有力赓续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传承。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在西方学术体系的冲击下，中国史学走上了曲折的转型之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研究成为中国学界独立探索历史学知识体系的中流砥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更为完整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深入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在为新中国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凝聚奋进力量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深入探讨了中国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落伍的原因、中国自近代以来追赶现代化的历程等问题，揭示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可能性和必要性。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这些研究，对于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自20世纪末开始，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一定程度上出现弱化。这一方面是由于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未能彻底克服教条化倾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兴史学流派的传入。这些新兴史学流派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创新了史学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不过有些所谓新兴史学研究，其关注点多集中于语言游戏和观点翻新，导致以挑战和解构主旋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此外，日趋析分的学科建制，导致历史学体系分化比较严重，碎片化态势亦呈加剧之势。学科体系的规范化固然对很多学科的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不过也需要提防由此造成的学科壁垒问题。就当前历史学学科建制而言，中国史内部古代史与近现代史各守一块阵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等也都越来越强化自身范围；至于世界史和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后更倾向于自成一体。如此分化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使得历史学内部出现了值得关注的鸿沟。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历史学的研究领域被窄化、致用功能被削弱。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民族学等社会科学之下，都设有开展各自专史研究的二级学科，对于各自一级学科都具有极强的理论支撑作用。要开展这类专史研究，必然需要扎实的史学功底。可是，现行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很难对这些专史领域给予一个恰当的位置，而各社会科学的专史从业者又往往缺乏史学基本功训练，从而使这些专史研究容易出现重复劳动而水平提升有限的状态。一方面，国家和社会急需这些专史研究推出高水平成果作为智力支持；另一方面，现行历史学体系和社会科学体系都很难独立产出相应的高质量成果、培养出相关优秀人才。
要解决以上问题，就必须推进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这既是中国历史学实现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反思和批判西方知识体系文化霸权的组成部分。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该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大体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注重经世致用，充分体现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实效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和政治导向。中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和独特的国情，必须坚持中国的主体地位，避免流为西方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的分支和跟班。历史研究也不是象牙塔里的不问世事之学，而是有强烈致用意识和功能的学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革命家的诸多经典著作中，一再展示了历史研究是认识、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手段。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性，深刻认识当代中国对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离开历史研究是根本不可能得到深切阐明的。
第二，弘扬传统，夯实基础，充分体现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继承性、民族性。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大优良传统。海外史学体系的认识论前提深深浸透了西方中心论，并非历史学研究的必然模式。事实上，我国本土深厚的史学传统对史学研究的深入和史学人才的培养具有独到的价值。老一辈史学家坚持以“四把钥匙”即职官、地理、目录、年代，作为史学研究入门的门径，至今仍是不易之理。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社会形态论的认知理路，是破除碎片化研究的有力武器。这种培育厚重基础和宽阔理论视野的思路，无论对中国史还是世界史、考古学，都有助于分辨学科基本功和专业方向的差别，打好研究基础。
第三，放宽视界，与时俱进，充分体现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创性、时代性。历史学虽然处理的是已经消逝的过去，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都承认“让历史告诉未来”所包含的合理性。历史学是一个需要不断创新、走向社会的专业。特别是当代中国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亟须提炼出具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新见解，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经验。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因此，如何深入认识和总结我国从历史到现实的发展道路，如何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角度出发，来领会和把握这场伟大变革的深远意义，都是当今历史学不可回避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从实践出发，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中国问题，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自觉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第四，立足本位，博约专精，充分体现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性、专业性。唯有“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才能“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当前，随着新文科建设的全面开展，学科交叉与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兴起，也成为历史学必须面对的潮流。如何为这些新兴领域开辟必要的发展空间，是历史学能否体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面，只有具备创新能力的历史学，才能与其他许多学科开展深入且广泛的合作研究。诸如边疆史、民族史、宗教史、中外交流史和国际关系史等领域，都是富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领域，也迫切需要展开学科交叉研究。甚至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不能缺少对自然科学史的深入把握。可以肯定，这一方面有助于大力提升历史学的学科价值，另一方面也对历史学的专业性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总之，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我们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06版）
东西问·中外对话丨戴维·兰普顿：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是个战略性错误******
中新社北京12月31日电 题：戴维·兰普顿：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是个战略性错误
中新社记者 王恩博 曾鼐
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是近年来多国内政外交关注的核心议题。中国倡议的共建“一带一路”有效推动了区域一体化发展和沿线国家经济增长。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助力全球更多国家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近期，美国推动七国集团(G7)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也预示着，欧美国家希望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扮演更重要角色。
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中美能否合作？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展开对话。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兰普顿曾经长期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一职，被视作当今美国最权威的“中国通”之一。他表示，中国受益于经济一体化和区域互联互通，美国同样如此。就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而言，美国应当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尝试开展更多合作。中国发起的亚投行有助于让全球更多国家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美国没有加入其中是个战略性错误。
戴维·兰普顿。全球化智库 提供现将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王辉耀：你如何看待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近期的视频会晤？近期各类外交活动中释放出哪些关于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信号？
戴维·兰普顿：在某种程度上，美中关系正处于自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以来最难以预料的时刻。借用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我认为美中双方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正在进行一种循序渐进的尝试，以了解如何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处理两国关系。此刻与40年前相比已截然不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自然是中国经济的实力及其在塑造区域经济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能力迅猛发展。
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的视频会晤可以给我们更多信心，因为这表明至少双方在处理好美中关系上都有强烈意愿。就两国领导人视频会晤这件事本身来说，我认为谈总比不谈好，这无疑是取得进展的第一步。
11月1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 摄王辉耀：中美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误解。作为幅员辽阔的大国，中国需要强有力的中央协调。比如在建设三峡大坝、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时，国有企业发挥着独特作用。但在中国之外，人们对此不太理解。
戴维·兰普顿：我认为就中国的历史而言，这是对的。中国有不同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必须应对更多的人口。美国人应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特殊情况。同时，中国也需要承认美国的特殊情况。中小型商业是美国经济的支柱，即使最大的公司在多数情况下政府也很少或没有直接所有权。因此，在我们的政治中，私营部门或小企业会担忧如何与拥有国家背景的公司竞争。
在过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未来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过程中，我们都希望美中可以发展出更多共同的经济实践，以减少两国间的紧张。我的基本感觉是，过去几年里，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没有加入CPTPP，而中国加入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让我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在我看来，美中两国必须重新尝试获得更多共同的成长。
资料图：中国国旗和美国国旗。图片来源：人民视觉王辉耀：你曾经做过一些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探索性研究，并著有《铁河：铁路与东南亚的中国力量》一书。能否介绍一下这本书？
戴维·兰普顿：这本书是关于中国如何自力更生建立起一个高速铁路行业的故事。2000年左右，中国还没有高铁行业或高铁系统，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描述了中国如何为高铁系统建立技术和基础设施。第二部分则是关于中国如何与七个东南亚国家进行沟通，以建立一个有可能将他们与中国南部连接的铁路系统。
有些人会问，这是一个中国“占领”东南亚的战略吗？我认为并非如此。撇开每个具体项目发展的好坏不谈，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出，邻国的富裕有助于中国发展，而如果中国周边国家想要致富，他们也需要与中国相连，与彼此相连。这是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为亚洲实现经济现代化和一体化而作出的努力，并非中国“接管”世界或该地区的阴谋论。
新疆已有8座城市开行中欧班列，本土产品也能够借助“一带一路”走向海外。 李明 摄王辉耀：通过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美国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美国最近同G7国家一起推出了“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这个计划和“一带一路”倡议应该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
戴维·兰普顿：我个人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应该同意“世界需要基础设施”这一观点。两国经济政策之间的区别意味着美国不会像中国一样在世界各地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如此大作用，但我认为美国应该尝试，如果有机会，我们应该与更多朋友合作、与中国合作。
总的来说，美国将在世界范围内采取更多行动。就像中国从这种一体化和连通性中受益一样，如果美国要实现规模经济，我们也需要与更大市场形成更紧密的联系。所以我认为美中两国正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同时，我也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亡。这是现实，美国正重新回到“全球化”这个游戏中来。
随着时间推移，“一带一路”倡议本身也在发展，中国参与了世界上许多地区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在积累应对不同情况的经验。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在不断学习，也变得更加慎重。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有所放缓，国内需求也很大，或许中国人自己也会问：我们国家的人才、资源和技术向外应该投入多少，又该留给国内发展多少？
我试图告诉西方观察家，至少按照我的理解，中国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讨论，正在探索更健全的政策，而不是在财政上过度投入。我一直认为，中国发起亚投行的一个原因是，能够让中国以外的更多国家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在我看来，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没有加入亚投行是一个战略性错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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